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历程和作用、传播(活字印刷术促进了什么的发展),本文通过数据整理汇集了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历程和作用、传播(活字印刷术促进了什么的发展)相关信息,下面一起看看。

从发明于北宋,到淘汰于民国,中国传统活字印刷使用了正好十个世纪。与雕版印刷相比,活字印刷具有多方面的明显优势,是一种先进技术,却一直未能取代雕版成为主流印刷方式,缘由何在?

长期以来,学界对此众说纷纭,主要有以下观点:

是认为与雕版相比,活字版功能不完善,主要是不能保存版片以备随时印刷。黄永年先生曾指出,这是封建社会活字本不能取代刻本的“唯一原因”。

是认为活字印书至少需要几万个字范,从技术经济学角度来看,成本过高,对于印刷量不大的书籍,反不如用雕版印刷合算。

是认为汉字的字数太多,置备一套活字,需要雕刻或铸造几万枚字,费功夫,效率低。

是认为活字印刷的排版工人必须识字,而古代识字人少,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工人,影响了活字的使用。

是认为受制于各种文化因素,如活字版错讹难以校改,影响阅读;版式不如雕版美观,字体没有雕版灵活等。

还有其他说法,但大致都可归入上述各说。这些理由,都是人们从今天的观察角度推论出来的,有的言之成理,有的则未必符合事实。实际上,在古代出版印刷活动中,有很多出版者和印刷者亲自说明了采用或弃用活字印刷的理由,他们的看法显然更值得重视,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活字印刷技术的短长,以及它未能取代雕版的原因何在。

下面搜集了一些历代出版印刷者对于活字印刷的看法,并略作说明。

一 活字印刷技术发明者和改进者的看法

活字印刷有着明确的发明人,而且自问世以来,不断得到改进,留下一些比较详细的技术说明,其中就包含对活字印刷优势的判断。

沈括《梦溪笔谈》

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记载活字印刷技术的文献,是北宋时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。沈括记录了毕昇发明胶泥活字版的情况,也对这一技术的优势进行仔细分析。《梦溪笔谈》卷十八说:

庆历中,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。其法……若止印三、二本,未为简易,若印数十百千本,则极为神速。常作二铁板,一板印刷,一板已自布字,此印者才毕,则第二板已具,更互用之,瞬息可就。

“止印三、二本,未为简易”,是与抄写对比;“印数十百千本,则极为神速”,是与雕版印刷对比。对毕昇发明的活版,沈括看重的是“极为神速”“瞬息可就”,即具有效率优势。

元代人王祯是活字印刷的创新者,他曾创制木活字版用来印书。在《造活字印书法》中,他说:

板木、工匠所费甚多,至有一书字板,功力不及,数载难成,虽有可传之书,人皆惮其工费,不能印造传播后世。……前任宣州旌德县县尹时,方撰《农书》,因字数甚多,难于刊印,故用己意,命匠创活字,二年而工毕。试印本县志书,约计六万余字,不一月而百部齐成,一如刊板,始知其可用。后二年予迁任信州永丰县,挈而之官,是时《农书》方成,欲以活字嵌印,今知江西见行命工刊板,故且收贮以待别用。然古今此法,未见所传,故编录于此,以待世之好事者,为印书省便之法,传于永久。

王祯发明的木活字版,“为印书省便之法”,既省钱又便捷,兼有成本和效率优势。

《武英殿聚珍版程式》插图

木活字印刷在清代得到大量应用。清乾隆三十八年,大臣金简奏办木活字版印书,事成后撰有《武英殿聚珍版程式》。他奏陈采用木活字印刷的理由是:

今闻内外汇集遗书已及万种,现奉旨择其应行刊刻者,皆令镌版通行,此诚皇上格外天恩加惠艺林之意也。但将来发刊,不惟所用版片浩繁,且逐部刊刻,亦需时日。臣详细思维,莫若刻枣木活字套版一分,刷印各种书籍,比较刊版,工料省简悬殊。……今刻枣木活字套版一分,通计亦不过用银一千四百余两,而各种书籍皆可资用,即或刷印经久,字画模糊,又须另刻一分,所用工价,亦不过此数,或尚有堪以拣存备用者,于刻工更可稍为节省。如此,则事不繁而工力省,似属一劳久便。

“事不繁而工力省”,是一劳永逸的办法。金简也是看重木活字印刷的成本和效率优势,但他也意识到使用久了,木字会模糊损坏,有可能需要补刻。

二 赞成活字印刷的出版者的看法

历史上有很多出版者,使用活字版印刷书籍。他们有时候会在所印书的序跋等处,留下对活字印刷的赞成意见。

明万历初年,徐兆稷用活字排印其父徐学谟所著《世庙识余录》,在书牌中说:

是书成凡十余年,以贫不任梓,仅假活版印得百部,聊备家藏,不敢以行世也。活版亦颇费手,不可为继,观者谅之。

徐兆稷因贫穷没有能力雕版,使用活版印刷父亲的书,但印量很少,只有百部,不足以在世间广泛流通。徐兆稷选用活字版,是因其成本低廉,可以负担。

活字印版

明万历间魏显国撰成《历代史书大全》五百一十二卷,卷帙浩繁,无力刊刻,后由浙江参政郭子章等醵金用木活字排印。郭子章《史书大全序》说:

时予有事苕溪,乃谋之郡守沈叔顺、郡丞吕世华、司理周尚之,归乌二令任用予、袁元让,剞劂则举赢而力诎,缮写则事庞而日费,无若捐俸醵金,合铜板枣字印若干部,姑以卒华容之志。

“剞劂则举赢而力诎”,郭子章采用木活字的理由,也是因为它拥有的低成本和高效率优势。

清道光间李兆洛撰《古今地名通释》及《通释编韵》(当即《历代地理志编韵今释》),无力雕版,拟雕刻活字排印。他在给吴兰修的信中说:

兆洛所辑《古今地名通释》已略就绪,而卷帙烦重,写之苦艰。又成《通释编韵》一书,虽少减省,字尚五六十万,写之不易,刻之又无此力,拟为活字板印五六十部,以为传留之地。现在雕刻活字尚未施手,冬底当可卒业。

李兆洛认为,木活字印刷能解决“写之不易,刻之又无此力”的问题,也是取其效率与成本优势。

清同治、光绪间,朱学勤、朱智、许庚身担任总纂,纂成《剿平粤匪方略》四百二十卷、《剿平捻匪方略》三百二十卷,书成后朱智与许庚身建议使用同文馆(由总理衙门管理)新购置的西洋活字排印。俞樾撰《朱铭笙(朱智)侍郎七十有二寿序》中说:

全书告备,例应刊布。参稽故事,所费不赀。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购自外洋之铅字活版,公与许恭慎公创议备用之。事繁而法简,功捷而费省。书成,嘉奖、升赏有差。

铅字也是活字的一种。两部《方略》共七百多卷,即使内府也难以负担其雕版费用,所以选用活字排印,取其方便、快捷、便宜。

铅活字

清咸丰间,刘毓崧代人作《蕲水郭氏七修谱序》,内云:

今亦率由旧章,循世增辑。其传系体例,一遵前谱规模,编次既全,爰仿六修成法,用聚珍板式排比印行,工省价廉,蒇事迅速。

家谱篇幅大、印量小,若用雕版印刷,单位成本居高难下,只有采用活字版,才能“工省价廉,蒇事迅速”。

清光绪间,张佩纶与王懿荣商议雕刻木活字印刷彭元瑞钞本《旧五代史》,在《涧于集》尺牍三《复王廉生太守》信中说:

彭文勤《旧五代史》钞本,结一庐得之,第重钞实觉烦重。此间顾廷一观察有活字板,惜字样不佳。据云二百金能代刊五万字,已属其详估,如果能如所估之数,木刻字虽不经久,择要刻一二种,较钞为省事省费矣。

在尺牍五《致王廉生太史》信中又说:

前商活字板一节,未赐复。细估大字四万、小字四万,刻价约二百千。此事尚可成,但未知能耐久否?一言而决。

《旧五代史》共一百五十卷,大小字合计百万以上,仅刻八万个活字即可排印,而且比抄写还要“省事省费”,足见其效率与成本优势。但张佩纶也担心,木活字不耐久,容易损坏。

三 排斥活字版的出版者的说法

在古代,也有出版者在使用活字版后,表达对其不满或遗憾的态度,或在选择雕版时,给出放弃活字版的理由。

清初,冯兆张撰写《冯氏锦囊秘录》五十卷,初版用木活字排印。他在书中《内经纂要》的封面牌记中说:

是书八种,计纂内经及杂症大小合参、女科、外科、痘疹、药性、脉诀共二千余篇,系兆张三十年心血所集。欲广济世,奈力绵未能实刻,因用活版,但装刷甚繁,止印百册,以呈高明,幸勿废掷。倘遇同志,重刻广济,尤为幸甚。

他也是因为无力雕版,而选择了低成本的活字版。但他又对活字本印量太少、流传不广表示焦虑。后来此书用雕版再版,冯兆张在其中《痘疹全集》的凡例中说:

书大力绵,艰于举事,向年误听梓人,创成活版,疲精悴神,二载始竣,但字少用多,不耐久印,无如索者日众,今版废书完,势必数十年之心血,一旦付于流水。

此时他直接表示出对活字版的不满,甚至认为选用活字版是一个错误,理由是活字容易损坏,而且无法保留版片,导致印量太小,使自己的书不能广泛流通。

清康熙、雍正间,内府用铜活字版印刷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也印刷其他书籍。雍正时,庄亲王允禄等人上折奏陈颁行《御制律历渊源》事宜,其中提到:

《律历渊源》内分《历象考成》《律吕正义》《数理精蕴》三种……恭查《历象考成》系木板刷印,《律吕正义》《数理精蕴》俱系铜字刷印。今若仍用铜字,所费工价较之刊刻木板所差无多,究不能垂诸永久。请交与武英殿将《律吕正义》《数理精蕴》一例刊刻木板刷印。

印刷《律吕正义》等二书所用铜字,即印刷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铜字。铜活字成本较木活字为高,在工价相差无多的情况下,允禄等放弃活版选择雕版,考虑的是活版“不能垂诸永久”,即无法保留版片。

铜活字

乾隆帝赐给鄂尔泰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部,鄂尔泰死后,其子容安等在《鄂文端公年谱》中评论说:“费帑资百万余两,仅刷书六十部,板随刷随毁。”把“板随刷随毁”看作重大缺陷。

清光绪二十三年,古越补拙居士用木活字版刷印《洞主先师白喉治法忌表抉微》散发流通,封面后识语说:

向来论治白喉,从未有此书之透彻者。大君子如肯重为刊印,分布城乡,家喻户晓,俾免误于医药,全活必多,功德无量。古越补拙居士识。江阴同仁就聚珍版重印敬送。

他已经用活版刷印了此书,还希望有人能用雕版刊印,以便广泛流通、家喻户晓。他没有说出来的原因,仍是活字版不能保留版片随时印刷,导致流传不广。

以上各项,都是出版者使用活字版以后,发现问题并表达不满的例子。下面再举两个从一开始就排斥活字版的例子。

清宣统二年,孙雄拟集资刊印《道咸同光四朝诗史》,他在“集股略例”中说:

初意本用铅印,以期迅速,后因铅印式样不雅,且多误脱,故改从雕版,惟出书视铅印略迟耳。

他列出了活字版(铅印)的一个长处——“迅速”,两个短处——“式样不雅”“且多脱误”,最终放弃了活字版。

民国二十八年,陈垣撰成《释氏疑年录》,也选择雕版刊行。他在给陈乐素的信中说:

(《疑年录》)现写刻已至六卷,未识年底能否蒇事。需款千余元,辅仁本可印,但不欲以释氏书令天主教人印。佛学书局亦允印,但要排印,我以为不雅。给商务,商务亦必欢迎,且可多流通,但我总以为排印不够味。脑筋旧,无法也。

此时已是1939年,铅印即将完全淘汰雕版,陈垣仍然认为排印“不雅”“不够味”。此时的铅印已经可以打印纸型、保存版片,陈垣与孙雄弃用活字版的理由,就凸显出心理排斥的意味。

四 清代大规模采用活字印刷的出版领域

清代是传统活字印刷的繁荣时期,流传下很多活字印刷品,它们集中在几个出版领域。虽然出版者未留下明确的采用理由,但我们可以做一些分析。

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活字印刷术表演

一是大部头书,如铜活字版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正文一万卷,一亿六千万字,共排四十一万多版。如果使用雕版,即使富有天下的朝廷也无力刊刻这么多版,而且雕刻起来旷日持久(整个清朝内府二百多年全部雕版不过八万多块)。使用活字,完全出于效率和成本考虑。同时此书用纸和用工成本巨大,重印需求不强烈,也就不强调存版问题。

二是类似报纸的《京报》《题奏事件》等连续出版物。这些出版物专门刊发朝廷政务动态,每日更新出版,强调时效性而不注重排印质量,没有必要保存版片。

三是家谱。现存传统活字本中,数量最多的是家谱,约占总数的80%以上。家谱部头大、印量小,一般只有几部、几十部,如果刻版,每部书分摊的成本极高,而且在几代人内没有重印需求,没必要保留版片。

可见,活字印刷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,都是对成本要求低,对效率要求高,对藏版需求低或没有需求的领域。

从上述各方面事例可见,古人发明、改良和使用活字版,均看重它相对于雕版的主要明显优势:成本低、效率高。古人弃用活字版,则着眼于如下原因:它的功能不完备(无法保留版片,导致印数过少,并难以订正误字);木活字容易损坏从而缩小成本优势;社会心理排斥,认为其不雅致等。传统活字印刷未能取代雕版印刷的原因是综合的,而无法保留版片、不能随时印刷是主要原因。

(摘自艾俊川著《中国印刷史新论》,中华书局2022年1月版,标题为编者所拟,原标题为“传统活字印刷为何未能取代雕版?——以出版者取舍理由为观察点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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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艾俊川,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,现为《金融时报》编辑、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、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鉴定专业委员会委员。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,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。研究兴趣为印刷史、货币金融史、文献学和近世人物掌故,著有《文中象外》(2012)、《且居且读》(2021)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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