荣誉是路上偶尔拾起的贝壳

采访/本刊记者 刘新平
十年前我在读书，现在我还在读书；我的享受和乐趣在做科研的过程中……
《中国青年》：有人说，翻开卢柯的历史，就像是在阅读一部传奇，因为常人关于年龄与成就之间关系的联想，在你身上都失效了：20岁大学毕业，25岁获博士学位，28岁成为研究员，30岁当博导，32岁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，35岁任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所长，37岁成为中科院最年轻的院士——媒体在检阅完你的履历之后，大多会以这样一个词来作小结：少年得志！
卢柯：很不幸，被媒体炒作了一把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但媒体的报道毕竟没有偏离事实。2003年11月24日下午，中科院新当选院士的材料上，关于你的成就是这样介绍的：发展了一种制备无微孔隙和界面污染金属纳米材料的新方法，即非晶完全晶化法。这一重要成就，使我国在纳米晶体研究领域一跃进入国际前列——这一思路你其实在1990年读博士时就提出了，那时，你刚刚24岁。而在那前后，你的成果还包括：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，被本领域一些知名专家称为“非晶态金属晶化方面近十年来的好文章”；修正了被引用十多年的英国科学家斯考特等人确定的Ni—P非晶合金晶化产物间的位向关系；提出非晶态金属的新晶化机制，并于1989年荣获首届“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”——凡此种种，大约也只能用“少年得志”来描述你和你的成就了。
卢柯：媒体在报道时好像特别喜欢渲染我修正了谁谁谁的错误或者观点，好像我有多么了不起——这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，因为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往前走的，更是从更正前人的错误开始起步的。我觉得在谈起卢柯的时候，最准确的说法应该是：他从20岁就开始进入科学研究的行列中来——现在仔细算一下，我已经有18年的科研工作经历了。这一点让我感到自豪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但说你“少年得志”，还是成立的，因为你毕竟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。我有这么一个问题：许多“少年得志”的人都很难长久，也许在某一个时间段里轰动一时，但渐渐地就消失在社会和公众的视线之外，甚至彻底销声匿迹，你却一直延续了这么多年，而且是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到了今天——我想问的是，你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。
卢柯：两方面原因；第一是外因。回头看看过去的这20多年，中国的形势是多么好，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科技，都在稳步地发展着，这种几十年来未曾中断的稳定发展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。这样一个外因肯定会促使我、推动我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、往上走。第二是内因。我对自己一直有一个清醒的认识：昨天你是最年轻的博士，今天你是最年轻的研究员，过了今天你可能又会是最年轻的博导……但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，是瞬间的现象，不代表永恒。你要想在专业领域里有所作为，就必须不断地学习一些新东西，增加自身的本领。2001年我回母校南京理工大学作报告，有人递条子上来，问我是如何成功的，能否给他们一些建议。我说：“十年前的今天，我在读书，现在我还在读书。我建议大家利用现在大学良好的环境，抓紧时间读书。”我真的认为，一个人只有不断学习，他的创造性才永不会衰竭。还有一点也至关重要：我对从事科研一直有一种纯粹的、浓厚的兴趣，而且这种兴趣是与日俱增。如果我心中有一份杂念，做科研是为了挣钱、为了名利，当我得到了钱和名利之后，我做科研的动力自然也就没有了。但如果是因为热爱和兴趣，就能始终保持最初的热情，越做越有动力，越做越有乐趣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当“名利”来的时候也不拒绝？
卢柯：但那不是我想要的，也不是让我觉得享受的东西。有人说：你院士都拿到了，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了，以后“滑行”就可以了，因为院士是终身享受的荣誉。我觉得他们还是不理解我。我的享受和乐趣是在做科研的过程中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也包括当导师、培养学生？
卢柯：是。一大群学生跟着我，他们比我更年轻，在他们中间，看着他们一天天在成长，一天天在进步，真是一种很大的乐趣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当所长也让你感到乐趣吗？
卢柯：老实说，没有。但那是一种责任，是一位科学家应该承担起的对于国家和集体的责任。

偶尔捡起一只好看的贝壳放进兜里，接下来继续往前走——除此，我别无选择……
《中国青年》：迄今为止，有过很深刻的挫折感吗？
卢柯：做科研遇到挫折和失败是经常的事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我指的是别的。比如，早在1999年和2001年，你就连续两次被推荐为中科院院士候选人，而且每次都通过了几轮评审最后却没能当选。如果那时当选，中国就会有更年轻的院士了。
卢柯：那两次落选对我毫无影响。第一次得到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德国作短期讲学，顺便也在搞一个合作研究；我觉得我根本就不该当选。第二次我还想了想，觉得自己就像上去表演了一下，大家说：此人不行——我想我或许就是不行吧！看来我还需要再磨炼再努力。那天有些微的沮丧，但也就是一天而已。第二天事情就过去了，上班，去实验室，一切如常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如果去年还没评上，你会怎样？
卢柯：我想我会保持一颗平常心，平静对待当选与否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第一时间得到当选的消息，有过瞬间的激动吗？
卢柯：没有。当时我在北京；那天北京下着大雪；投票结果一出来我就知道了。说实话，我还真没有足球场上射进一个球之后的那份狂喜和激动，甚至都谈不上高兴，心里还有些疑惑，有些矛盾：很多人奋斗一生都没有得到，这么早就给了我，是好事吗？
《中国青年》：接了不少电话吧？
卢柯：第一个通报的电话之后，紧接着就电话不断，都是恭喜和祝贺的。还有学生，说要到机场接我，还要送鲜花什么的。我没同意。我说这对我是“Nothing”，又不是搞出了一个了不起的科研成果，没必要这么张扬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听你这么说，我还是感到很吃惊。
卢柯：为什么？
《中国青年》：我不是搞科研的，但我听到“院士”这两个字都会无端地激动，因为在我的心目中，这两个字代表着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与高度、成就与尊荣。比如我在采访工程院戚发轫院士和中科院赵忠贤院士的时候，心中对他们就始终充满一种敬仰之情，与采访那些明星或社会公众人物时的感觉完全不同。而你处身于科研领域，对“院士”这两个字的涵义应该有更深刻的理解；就像我作为一个记者得了中国新闻奖，我不可能不万分激动——我想知道的是，你何以能表现得如此的冷静，如此的……处变不惊？
卢柯：我理解你的问题。你看我桌子后面的那些奖牌、奖杯，它们既有国内的，也有来自国外的。那个圆形的奖杯是1998年澳大利亚科学院授予我的，那年只有两个得奖人，我和英国的一位老科学家；边上的那个是我1999年得的何梁何利奖，这个奖项的获得者大多是一些早已功成名就的老院士，而我大约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了……我这么说是希望你能明白我对于各种奖励和荣誉的态度。当选院士，别人又是恭喜又是祝贺，可我觉得真是没什么特别的，而且这也不是我追求的东西，我应该做的就是往前走，路上也许会偶尔发现一只贝壳，贝壳的形状和花纹都挺好看的，于是我弯下腰，将贝壳捡起来，放进兜里。接下来呢，我还是得不停地继续往前走——除此，我别无选择！ 科学家应该是这样一群人：摈弃急功近利之风，塌塌实实做事……
《中国青年》：据说今年两会期间，会务处给媒体提供的关于你的文字介绍中，出现了一处明显的失误，你好像还专门为此写了张要求更正的条子。
卢柯：是。介绍中说我“在《Science》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42篇，论文被SCI引用13000余次”。应该是1300多次，怎么就多加了一个“0”呢！这错误简直太要命了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给我的感觉是，你对目前学界的浮躁、浮夸之风特别的“痛恨之极”！
卢柯：眼下，科研教育主管部门屡屡以论文、著作等量化指标“论英雄”。为多发论文、多编教材，一些科研人员不是急功近利地将半成品拿出来充数，就是一篇长文分解为几篇短文发表，搭车署名、相互挂名成风。这是目前国内“学界腐败”最明显、最直接的表现，会严重损坏中国科学界在国际领域的整体信誉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好像还不仅仅如此。
卢柯：对。科学家在社会上之所以有崇高的地位，是因为科学家在人们的印象里是一群做实事说实话的人，他们揭示自然规律，探索宇宙奥秘，开发新的技术，他们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。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丝毫的麻痹，甚至故意做一些投机取巧的事情，那危害和影响就太大了。连科学家都不能相信了，人们还能相信谁？当然，这种“学界腐败”并非中国所独有，在美国、日本和欧洲，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。而且，我们必须看到，在中国，科学家的主流是好的，是积极向上的，“学界腐败”只是极少数科技人员的“专利”。但虽然是极少数，影响的却是国人对于科学家群体的整体认知和评判，所以，对“学界腐败”，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，而是要大声疾呼，共同努力，以杜绝这种现象的再生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在你心目中，科学家应该是怎样的人？
卢柯：摈弃急功近利之风，塌塌实实做事。国际上有一份权威刊物《材料研究学报》，去年，欧美国家论文的命中率达百分之六七十，中国论文的命中率只有10％，这意味着，我们每投十篇论文，有九篇被扔进了垃圾桶。这与科技的整体发展水平有关，但更与许多人急功近利的思想密不可分。但我觉得最最要不得的还是一稿多投。这家杂志发表后，稍微改一下又投往另一家杂志。我对这样的事情深恶痛绝。去年底，我们就开除过一个博士后，原因就是他将一篇已经发表过的论文投往《材料研究学报》，对方因为有严格的审稿体系，发现后就给我们所里退了回来，附信里他们说这是一种科学上的“misconduct”（不端行为）；所里查实后马上对那个博士后作了开除处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国立科研机构最起码的态度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难度不小吧？
卢柯：好多人找我说情，对我也有压力。我作了很多的说服和解释，最后，大家对我都非常理解和支持。那个博士后也多次找我谈，每次都痛哭流涕，但我认为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余地了，错了就是错了。那个博士后还告诉我说，原先在学校的时候，他周围的人经常这么做，就为了凑论文的数量，因为论文多了奖励就多，奖金就高，提职、分房子、涨工资也跟着加快。我说这不能只怨你，因为这曾经是一种风气，但我碰到了，就必须正这种风气。做科研不能说出了一个成果，把它拆散了，分解成N篇论文——这还是科学研究吗？科学家做实事说实话，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你还有什么资格搞科研？
《中国青年》：最后一个问题——对自己的将来，你有怎样的期待？
卢柯：近期我就想在兼顾科研的同时，把这几年的所长当好，然后辞职，全力搞研究带学生。因为我现在已经意识到自己肩上还担负着一个很大的责任——如此年轻，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力，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给周围的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，一个真正科学家的榜样。古人说“学而优则仕”，我不能俗到做科研也“优则仕”。如果我真这么做了，无疑会给年轻人很不好的影响。至于在更远的将来，我当然有一份期待。我希望在我年老的时候，能够得到世人这样一句评语（我想这也是我能够得到的最高评价了）：此人终其一生，一直都在塌塌实实、兢兢业业地从事科学研究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而且成果无数，育人无数。
卢柯：成果多少、育人多少应该是排在第二位的；塌塌实实地在做科研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